做了12年记者，我终于上岸公务员

文/李沅芷

作为一名干了12年媒体的“前新闻人”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考了编制，成为一名公务员。十多年前，新闻行业还是热门，班中同学考公者寥寥无已，甚至有同学鄙视考公，而如今，不少学生学新闻，就是为了考公容易。

如今，我已“成公”近4年。回过头看，想来甚是唏嘘感慨。时代影响着个人选择，个人故事也映照着时代，这大约就是斑驳复杂的“命运交响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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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来惭愧，因为上小学时便开始追星，之后我的梦想便一直是做娱乐记者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上高中时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文科，高考填志愿我全部选择新闻，且都是不服从，当时，就报着“宁愿上二本，也要学传媒”的信念。

帮我填志愿的老师说：“从来没见过这么执着的小孩。”后来，我被一所211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录取。当时，我们班50个人，只有17名男生，大家都怀揣着“新闻梦”，毕业后，考研的考研，去媒体的去媒体，考公者仅有几人。

毕竟，十几年前，纸媒还算兴盛，新闻学子都还是相信“铁肩担道义，辣笔著文章”。那时，我们向往的是《南方周末》、“冰点周刊”，调查记者王克勤是心中“大英雄”。

2009年毕业的我，没有考研考公，而是选择进入媒体。和要跑政经、法律等硬新闻的同学不一样，我的目标就是进入娱乐媒体。也算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我被省文联旗下一家文娱杂志录取，成为驻上海站记者。

做娱乐记者的时光，是累并快乐着。由于上海文字记者只有我一人，不管是音乐还是影视活动，都需要参加。上海电影节期间，我整整一个月没有休息。

不过，工作过程还是比较开心。在采访时，我并没有“粉丝心态”，时刻提醒自己“要职业、专业”，通过一个个实战采写，我从不同艺人故事中看到人生百态，也对自己产生启发。同时，大量写作，也迅速锻炼了自己的笔力。

如今，内地娱乐崛起，但文娱采访，却变得了无生趣。而我们那时候，采访要宽松大胆犀利得多。

有一次，采访林俊杰，聊完新专辑后，便说起了生活。JJ说他要以事业为重，还有各种梦想要去完成，但是，作为偶像，恋情总是大家关注的话题。

于是，我问他感情问题，被他绕过去了，然后，我又问：“男孩子到一定年龄会有生理冲动，那怎么办？”林俊杰哈哈大笑：“喝冷水、运动。”

还有一次，陈冠希参加一个品牌活动，在群访环节，我问：“照片的事，对你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一定程度来说，它属于个人隐私，会觉得不甘心吗？”本来以为有个性的陈冠希不会回答，但是他和工作人员耳语了几句后，还是回答了。

事后，同行看到我说：“你可真够勇的。”

虽然娱乐新闻在公众看来是谈资、是消遣，但是，作为记者，不应该光是为艺人唱赞歌、抬轿子，也要有点态度，敢于直面热点、不回避敏感问题。

采访艺人，“被催”是家常便饭。这时，就要想办法进行“拖延战术”，拿到尽可能多的料。在采访苏醒时，我和另一位同行，追着苏醒问，从活动场地到他上车，我们聊不停。

作为记者，不管哪个条线，总还得是有点“敬业精神”。

当然，采访过程，也并一定都是顺利。在采访台湾某个高音歌手时，问他成长经历，他直接来了句：“这些网上都有，你回去查，我还要赶飞机。”当时，我颇有几分尴尬，只能调整“战略”，问些短平快问题，不再让他讲故事。

作为艺人，每天面对不同媒体，难免有些话要重复说，绝大多数会再回答，因为这就是其工作。像男高音歌手，十分少见。后来，看他综艺，发现他似乎就是非常直接的性格。

作为驻沪记者，我算是SOHO一族，每天在家工作。虽然工作繁忙，最多一天四个活动，上午采访贺军翔，下午采访萧敬腾、胡夏，晚上看萧亚轩演唱会，可谓早上10点出门，晚上11点到家，但是精神比较愉悦，算是见了世面、开拓了视野。本来以为会这样继续下去，可是，纸媒的衰弱已然开始。

我所在的杂志广告并不多，收入来源基本靠发行。而15年前，互联网快速发展，对于读者来说，获取娱乐资讯，网上全面又便捷，又何须再花钱买纸刊。

该来的总会来，2011年底，杂志停刊，不再出版。我也只能转换条线，到其他媒体奋战。后来，我的那些娱记同行所供职媒体，比如《当代歌坛》《Easy》《上海壹周》《申江服务导报》《外滩画报》等陆续停刊，纸媒的黄金时代宣告落幕。

做了两年多文娱记者，虽然时间不算长，但却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，既实现了小时候的心愿，又高强度锻炼了职业能力。每次听到同行或读者说“稿子写得不错”时，心里便开了一朵花儿。

从11岁到21岁，我用了10年时间，圆了娱记梦，见到了儿时爱豆，也知晓了这个行业真实的模样。另外，这段经历也更加让我相信：确定目标，坚持不懈去努力，终有一天，会抵达梦想终点。

也许，圆梦会迟到，但大概率会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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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第二份工作，是在家乡地市级的都市报。这份报纸属于新闻传媒集团子报，另外还有一份日报和晚报。由于之前跑过文娱条线，我被安排做文体版编辑。

这份都市报周一到周五出版，周末两天休刊。作为编辑，我需要上夜班。不过，文体版属于报纸后面版面，排版相对新闻版早，所以，我一般晚上12点左右下班，而新闻版编辑则是大夜班，要到凌晨一两点结束。

相比较记者在前方“打仗”，编辑不用东奔西跑，但要坐班，负责统筹版面稿件，与记者、版式、校对等对接，相当于“项目负责人”。与在上海当娱记相比，做报纸文娱编辑，要轻松一些，但上夜班，却也是一种折磨。

报社每天下午三点上班，开编辑会、选稿，5点半可以去吃晚饭。晚上八点继续工作，早则12点，最晚一次到凌晨三点。

这种黑白颠倒的作息，确实不利于人身体健康，尤其女性，时刻担忧皮肤胶原蛋白流失。不过，也无法，这是工作需要。

2012年期的报社，已然将“经营”放在首要位置。每年订报季，不光是跑条口的记者有任务，坐在“家里”的编辑也要搞发行。我找遍家里亲戚朋友，最后订了50份，这在编辑中算可以，但和记者的几百份还是差距挺大。

此时，报社也进行了多元化发展。除了出版报纸，还经营农产品、婚庆公司等，狠抓“经济建设”。作为编辑，每个人要领取一份周刊，比如健康周刊、学习周刊、老年周刊等，以吸引广告、占据市场。

我所负责的是婚恋周刊，每周出版一期，主打情感故事、情感咨询、青年交友等。为了增加读者黏性，周刊要举行活动是必须。于是，我牵头搞起了线下相亲。

第一次搞活动，一切都是自己探索。我和几位同事找场地、招募男女嘉宾、定活动流程、准备物料、布置场所，践行“自己动手，绿色节约”。

最终，活动是在一家咖啡馆举行，现场来了30多位男女嘉宾。主持人是同办公室的男编辑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活动正式举行时，来了不少家长，一些女生没有报名，也跑了过来。粗略统计，到场女生比男生多了七八位。

这也让我第一次见识到真实的相亲市场，原来，总量上国内男性要比女性多，但在城市，适婚女性似乎比男性多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男性参加相亲活动意愿低。

这次活动虽然是“小作坊式”，但由于大家基本是年轻人，场面有序又不失活跃，最终成功牵手三对。

后来，我又牵头组织了四五场相亲活动，成立了社群，建立了单身人员资料库，婚恋周刊也算走上正轨。

理论上说，记者编辑就安心做好采编工作，但在新闻媒体市场化浪潮下，老记老编们无论愿不愿意，都得“下海”，抢客户、拉广告，让报社生存下去，也为自己挣一份口粮。

此时，我也感受到，报社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。新媒体兴起，广告越来越少，报纸订阅越来越难，当营收下滑，工作人员待遇自然不会高。有老员工吐槽：“报社快十年没涨过工资了。”

身为新闻人，既要做好采编，又要搞经营，这让记者编辑们倍感压力时，也觉得前途渺茫、看不到希望。基于此，报纸流动性特别强，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。大家仿佛都是满怀憧憬来，梦想破碎撤。

这时，我感受到了传统媒体的动荡，也萌生了考公想法。曾经上学时大家都不屑考公，如今，似乎也开始向现实低头。新闻专业属于中文文秘类，考公可选岗位还算“富足”。

2014年，我在报社工作了几年后，开始踏上公考之路。和我一同备考的，还有编辑部的其他三位同事，几乎占了所在报纸全部编辑的一半。

一位同事说：“报社最大的优点就是自由，但也就剩下自由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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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报社，管理宽松，记者编辑只要按时交稿、做版，其他时间，没人管你。也正因为“自由”，报社八卦“绯闻”特别多。曾经有一个网帖问“报社的男女关系真的混乱吗”，答案是混乱不混乱不好评，但还是挺精彩。

每次和同事出去聚餐，大家便开始一个个绘声绘色讲八卦。有同事爆料，她曾无意看到一位未婚女编辑和已婚男版式的聊天记录，女编辑问：“如果你没结婚，你会选择我吗？”对此，我们大呼吃惊，因为这两人平时看起来几乎没有互动，而男方更是个i人，话很少、极其内敛。

还有同事爆料，一个长相帅气的年轻记者，和不同女生发生亲密关系，而且进行录像。其中，有一个女生和母亲找到报社，领导出面处理了此事。

当时，我和这名记者还有选题对接，他准备去参加上海电视节，但是后来他跟我说，出了点事，就不去了。之后，便听说他离职了，单位觉得此事影响不佳，让他主动走人。

各种花边新闻，或许有真有假，但也倒是大家工作之外的话题。记者编辑，用古代的眼光看，便是文人骚客，或许才子才女多风流，情感上更丰富些，也能够理解。

八卦归八卦，备考还是得进行。因为晚上上班，我只能在白天学习。但由于睡得晚，早上9点起床，收拾收拾、吃个饭，有效学习时间也就三个小时。

边工作边备考，十分挑战意志力。最容易出现的问题，便是“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”。我也是如此。

彼时，公考已经竞争激烈，我所报的岗位基本也在大几十比一。在淘汰性考试中，若半学不学，结局必将惨烈。连着两年，我都败北而归。

2016年，我痛定思痛，决定每天都要保持学习，哪怕只有两小时，也要坚持每日“练兵”。正所谓“贵有恒，何必三更眠五更起；最无益，只怕一日曝十日寒”，学习更是如此。

与此同时，报纸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。大家私下里说，单位账户上的钱，发工资都困难。

时间来到2017年，我参加了一场事业单位考试。为了减少竞争，我选择了一个需要三年媒体经验的采编岗。人数是没那么多，但却是自收自支编制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有编，但工资来源是靠单位自身，并非政府财政保障。

按理说，我不应该报自收自支，因为若单位经营不善，也有可能发不出工资。而且，媒体一直在改革中，未来是否改制，也并非不可能。只是，我太想“上岸”了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幸运的是，这一次，我以笔试第一进面。最终，综合成绩第一被录取。而报社的靴子也终于落地，我所在报纸正式停刊，人员分流到集团其他平台。

当时和我一起考编的同事，也就是第一次搞相亲活动的男主持，也顺利上岸。回过头看，我所供职的两家纸媒都停刊，我笑称自己可以算是“媒体杀手”，干一家倒闭一家。

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，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没有赶上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，踏入工作岗位时，纸媒已经夕阳西下。对此，个人只能顺应时代，不断调整自身选择。

4

接下来，我开启了第三家媒体的职业生涯，这是一家法律省刊。我也从家乡地市来到了省会城市。

杂志主要是深度报道，一篇稿件达四五千字。一个月差不多需要写两篇稿件，并且要出市采访，有时要出省。

在采写中，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专业知识的欠缺。作为大稿件，不光要讲述案件故事，同时还要剖析办案过程，这中间涉及到大量法律法规条文，对于非法律专业者来说，颇为晦涩艰难。

每次写稿，都必须查阅大量资料，厘清相关法律规定，加上采访、后期修改等，一篇稿件从敲定选题到最终定稿，半个月时间还是需要的。

有一次我和其他两位同行采访一位法官，他说的我们并不太能听得懂，问的问题自然不在点上。然后，这位法官笑着感慨：“真是隔行如隔山呀！”

有时候，一篇5000字的稿子，在审稿时没被通过，整个框架要重新打散，相当于“从头再来”，重写一遍。这个过程，可以称为“涅槃”。

对于我来说，跑法律条口，算是从软新闻转向了硬新闻。如果说文娱条线是繁华世界，法律则是万家灯火，更多将焦点放在社会民生上，让我见识到了皎洁月亮的灰色背面。

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某中部省份一个5岁农村女童，当我到达她家时，不自觉有点惊讶，这家地面是泥土，最值钱的电器是14寸黑白电视机、老式电风扇，用“家徒四壁”来形容并不为过。

小女孩和爷爷奶奶生活，父亲母亲皆犯了重罪在服刑，其母亲生她时，只有20岁。由于困难处境，女孩被认定为“事实儿童”，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了帮扶。或许这些帮助仍然是微薄的，但是，对于沙滩上的小鱼儿来说，离大海能进一步是一步，正是日积月累的点滴努力，终有一天，它们也会回到大海中。

如果要问做记者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，那就是通过一个个人、一件件事，最大限度拓展生命体验，从他人的故事中，见到世界，见到人生，也见到自己。

尽管杂志稿子难写了点，但也为我打开了另一扇观世相的窗。本来以为可以这样继续干下去，可是，杂志社改革的消息，也时不时传来——这就是一纸政令的事。而且，杂志社基本没广告，全靠发行。

好不容易有了编制，可这是纸糊的编，也许哪一天就没了。于是，我的不安全感又涌了上来，考公又被提上了日程。

此时，公考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不少新闻学子学传媒，就压根没想过当记者编辑，而只是因为这个专业考公岗位多。我一位朋友，专业也是新闻，但其一天媒体都没呆过，一直行走在考编路上。

虽然已经有备考经验，可考试竞争也白热化，尤其省会城市，可以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

连续三年，我都在激烈比拼中折戟。这时，我的年龄也来到了32岁，离35岁不能报名的红线越来越近。对此，在又一年的省考中，我报名了省会周边地市岗位。

大约学习终究是公平的，断断续续复习了7年，2021年，我终于在公务员考试中，以笔试第一进面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公考进面。

尽管面试发挥一般，但因为在笔试中有领先，最终我笔面综合第一，成功突围。

至此，在33岁的年纪，做了12年记者编辑后，我成了一名公务员。或许，这算是大龄上岸，如果一毕业就考，能更早进体制，发展前景会不一样，但我自己并不后悔，12的媒体生涯，大大开拓了视野，让我对世界和人生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，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。

如果一毕业就进机关，我也许会不甘，会对体制外充满好奇，现在看遍繁华后，可以安心在体制内发光发热了。

如今，在新岗位，我依然从事文字工作。在内心，也仍旧对新闻行业充满感情，也时刻保持关注。毕竟，那是最青春年华绽放的时光，也是自己从小就想做的工作。

时代在发展，新闻业也在不断变化。现今我们大学同学仍留在本专业的，寥寥无几，有考公的、有做老师的、有做律师的，还有做销售的，但二十年前大家初入新闻专业的热情与希冀，却是真实存在过。

前不久，和我所在第三家媒体一起招人的另一家杂志社，转隶到某传媒集团，开始进行市场化运营。当时其招人时，是差额事业编。目前，我的前东家还未进入市场，但未来如何，也很难说。

痛仰乐队曾唱道：“再见杰克，再见我的凯鲁亚克。”我想说：再见新闻业，但我依然爱你，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